20年前的夏天，中国宣布党政机关停止福利分房，拉开了住房商品化等一系列住房制度改革的序幕。这是改革开放以来，房地产领域最为重大的一次改革。通过启动全民住房消费以及相关产业链条上的消费，中国经济被装上了一台强劲而持续的引擎。
此后房地产市场化进程中，住房条件改善、金融支持、城市化进程、房价形成机制等一系列体系，都逐步从计划的轨道转向市场。如何正确地认识市场在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中的核心作用，如何对房地产制度作出合理的顶层设计和原则性安排，如何不断地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并有效地解决……这些问题可能都影响着改革成败。围绕对它们的理解，从庙堂到民间都在一直随着市场大潮衍进而不断深化和纠偏。
其中，一个绕不开的人物是任志强。他是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亲历者，他掌舵的华远地产很长时间以来，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参与主体。作为这家国企的管理者，他对房地产更换发展轨道的种种体会和认知都超越普通人。难能可贵的是，他在实践基础上做了大量扎实的研究，并受邀参与了2007年以后房地产领域一系列重要改革的讨论。可能正是以上种种特殊的经历，使得任志强的分析和判断，在十年时间里不断地被市场所验证。
随着改革深化与时况剧变，步入新阶段的中国房地产对长效机制的需求变得急迫。在当下节点回顾改革，我们需要去斟酌的可能包括但不限于：过去改革中的得失，哪些现状、问题和路径需要重建认知？改革应该沿着什么路径继续推进等等。对此，任志强给出了自己的思考：
经济观察报：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，也是房改20年，这个过程中，房地产市场得到快速成长，中国的住房条件、城市面貌都有一个长足的进步，你是过程中非常深度的参与者、实践者，你觉得我们从中特别需要遵循和继承的经验是什么？
任志强：改革的目的是要推翻计划经济，但是，改革在发展过程中，并没有完全脱离计划经济，因为最初是从商品化经济转向市场化经济，在商品进入市场经济方面开放得比较早，而其他一些并没有完全按照市场的方法开放。所以我们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，但是最大的石头没摸着，或者说碰触到最大的石头时大家都不敢动它。
因此，在一定程度上，比如说商品经济层面已经非常活跃和发达了，但是一旦和产权制度相结合的部分，基本上都是停滞的。
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跨越的阶段，比如说住房市场化，土地市场化，有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，但是不能因为曾经有过一段快速发展，就认为可以持续地发展，不是的。
比如说土地拍卖制度，在初期的时候，认为是靠市场化来分配，谁钱多给谁（更有效率），但后期看到的是政府炒地行为，导致的是地板（价）高了以后，天花板也高了，这种竞地价的炒地行为就不可持续了。
在最初短缺的时候，因为制度缺陷造成的损失是小的，因为制度开放造成的收益是大的，反过来呢，就是现在收益是小的，损失是大的，已经进入这样一个阶段了，再不解决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就寸步难行了。
经济观察报：当前继续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？
任志强：从国家层面说，有两个重要的问题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。
第一个就是土地制度，如果土地不能作为产权的基础，中国就永远不会有产权。政治经济学之父威廉.配第有一句名言“土地是财富之母，劳动是财富之父”，当土地归己的时候，人们才可以把大量的资产投入在土地之中，然后产生其他一些财富状况。如果土地不归己，没有人会把更多财力投入到固定资产中，也不可能有一个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。
第二个住房改革的重大问题就是政府要保障低收入人群的财产权利，这在联合国人权公约和世界上所有国家里都是极其罕见的。联合国人权公约里面要保障的是居住权而不是财产权。但是我们国家的制度从朱镕基时代房改23号文件，房地产进入市场化的改革文件中提出的是，经济适用住房只卖不租，所以保障的是低收入人群的财产权利。今天我们才谈租售并举的问题。如果那个时候国家政策更多考虑低收入人群的居住权利，而不是财产权利的话，也许我们的市场就不会像今天这样。
比如说共有产权，还是讲的低收入人群的财产权利问题。因为在保障低收入人群居住权利上，政府是要全掏钱的，但是在保障财产权利的时候，就进入了炒房市场。
其实在2003年以前，中国的房价增幅是很低的，从1997、1998年进行房改，到2003年，平均每年的房价大概增长不超过3.5%，非常低，而这几年同期的居民收入增长是9.5%，房价收入比是非常合理的。
所以2003年，在参与讨论18号文件的时候，我就提出要修改这个文件，把保障财产权利改为保障居住权利，如果经济适用住房是只卖不租，就不如取消经济适用住房，让它市场化，然后政府提供一个廉价租赁房，或者是类似房屋。
直到2008年，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，人民代表做了14处修改，其中有一处重要的修改，就是把原稿的“居者有其屋”，改成了“居者有其所”，有其屋就是有财产权利，有其所就是只要拥有居住权就可以，说明在2008年人大讨论的时候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。
但是行政政策上没有发生任何改变，2008年虽然提出了“居者有其所”，因为恰逢金融危机，于是就用各种方式来启动中国经济，又把它忽略掉了。
经济观察报：为什么说土地制度是主要矛盾？
任志强：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招拍挂制度导致土地的天价，不管是租赁性住房，共有产权房，还是其他什么房，仍然是竞地价的。换句话说，政府从土地中获得的收入，一分钱都不少。今年一季度土地价格爆涨，到4月份仍然是爆涨，这都说明了政府仍然希望从土地上拿到多的收益，而没有想到它对市场产生什么。
比如说共有产权房，我们查了已经卖出去的多个共有产权房案例，一部分确实比市场价格低，但是很多案例显示的是抬高市场的房价。换句话说，就是私人拥有的部分和政府拥有的部分变成全部价格的时候，高于周边的二手房房价，甚至高于周边一手房房价。
经济观察报：最后这个成本会转向哪里？
任志强：这个成本一定会转向社会。政府表面上换了个好名声，因为私人掏钱的比例和现有房价比，确实低了很多，很多人迫于经济压力没有办法，就用这种方法去解决居住，可是在实际利益上是受到损失的。
经济观察报：只有房子的部分产权。
任志强：对，因为卖的时候只能拿到拥有产权部分的升值，剩余的升值都归了政府，政府还可以有一定的措施，按照一定价格把你的那部分回收了。
所以严格说起来，土地制度问题导致了政府从炒地里获得更高的利益，进而推动了居民炒房。当政府炒地的时候，老百姓为什么不炒房子呢？很明显，如果我们所有的调控文件，第一个应先控制政府的地价，可能房价问题就自然解决了。但是大家预期的未来还是政府炒地、居民炒房的结果，就是一种恶性循环。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解决的方法。
经济观察报：有分析说，在整体风险比较高的情况下，对价格进行限制，初衷是用时间换空间，为长效机制出台赢得条件。
任志强：我不认为是。要从长效来说，抑制危机要先控制土地价格。把地板价格拔得很高，把天花板压得很低，不可持续，这是最简单的道理。
经济观察报：地方政府对土地的依赖，确实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剪除掉的。
任志强：也不表示你所说的这种议论是正确的，政府对土地财政有依赖是早就有的事情，不是今天才发生。所以很多地方政府在房价低的时候就拼命鼓吹，希望抬高房价，我们没看见哪个政府说我故意要把房价打低的，否则为什么要卖高价地呢？
经济观察报：你提到亟待改革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，低收入人群的居住需求应该用租赁方式保障而非财产保障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租赁市场？
任志强：建立什么样的租赁市场，这里有巨大的差别，一种租赁市场的建立就是我们现在提出的商品化租赁市场，另外一种租赁市场应该是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性租赁市场，这是两个概念。
比如说北京市的长租房是用“竞地价”的方式产生的，一定不是保障性质的，一定是市场商品化性质的，所以万科的长租房遇到了很大的争议，一次性交十年房租，180万元才能租这个房。实际上用竞地价的方式建立长租公寓，大大提高了租金标准。很多人可能根本就租不起。
所以保障的这部分要加强，不是建立商品化的租赁住房，而是由政府提供的、对无住房居民或者低收入居民进行一个适度居住权的保障。当土地和保障这两个问题不能同步解决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只能挤到市场中来。不要说他炒房子，因为对最穷的人保障的都是财产权利，必须用购买的方式解决问题，与其花180万租10年，还不如用这个钱买房子，买的话可能至少还有70年的权利，很难说这个租赁市场是能够被社会普遍接受的。
大部分国家是把它分开的，低收入家庭的人不需要到市场中去买房子，同时，政府鼓励建立低收入家庭租得起的租赁市场。很多发达国家，政府提供了一部分保障房，这部分大概没有超过20%的比例，但是租赁市场巨大，靠什么呢？靠的是鼓励私人住房进入租赁市场，比如有租房合作社，租房银行等。德国租房合作社70%以上是私人的住房，日本也是。
比如说德国有空置税，房子买了不住的话要收税，要是把这个房子搁到合作社去租赁的话，减税。一正一反两个税收政策让租金降下来。所以用政府的办法来扶持，租赁市场建得非常大。
我们现在提出的叫多主体，从来只有三个主体，要么是国家，要么是机构，要么是私人。而我们现在实际上砍掉了私人这部分，因为不准购买第二、第三套房，那就不可能用私人的力量去购买房产而变成租赁市场，这对整个制度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。
经济观察报：刚才说国外租赁市场以私人供给为主，我们看到国内一些机构，会在散布的私人市场里收闲置房屋拿出来租赁，规模发展很快，这样的发展模式，会是好的突破方法吗？
任志强：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。当你不允许买第二套、第三套的时候，人哪有多余的房子，都收完了怎么办，剩余的房子在哪呢？是没有办法再扩大的。
在租赁住房不够的时候，把长期租赁房都收了，经过整理提高价格，因为租金价格是要根据成本来计算，是要有收益的，当政府不能提供的时候，原来私人还能提供一部分，现在私人的部分都变成了长租公寓，或者是高级公寓，租金提高的时候，低收入人群就更没地方住了。
经济观察报：北京上海这种对租赁需求大的大城市，房屋闲置处在什么水平？
任志强：我没觉得有多少，因为总量就不足。有位住建部前领导，他认为按户籍计算套数的话，我们的住房已经够一户家庭一套房子，或者到了1.1，他的计算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一户家庭现在不是住一套房子。
经济观察报：他是按户口本来算的。
任志强：对，因为我的子女单独住了一套房子，但是户口还在我的户口本上。一个可能是不够支付银行按揭的条件，所以贷不了款，得靠我去贷款，所以买房还是以我的名义，好像名义上我有两套房子，但实际上不是。这个比例是很高的。
中国现在大概有7500万的独居户，其中4000万左右是老人，有3500多万是年轻人，80后、90后，不跟父母一起住。
我们就算单独居住的。这个比例会到多高呢？北欧现在是40%，中国现在是五点几，六点几的样子，如果我们要涨到40%的话，会有多少独居户？大概是2.5亿的独居户，或者更多。前三年，2017、2016、2015年，每年独居户增长30%多，而且还在继续增长，我们估计很快会超过2亿多家庭。整个城市才3亿多户口本，流动户口、常住人口都算上。2.5亿的独居人口怎么办？几乎是翻一番吧，可知我们现在的房子是不够用的。但是在一些人的概念里，房子已经够了，他们不知道这中间的差距有多少。
经济观察报：还盛传一个数据，中国人均居住面积到了40平方米。从这个标准做国内外对比，整体上已经不缺房子了。
任志强：中国和国外比，有一个最重要的区别，中国是按建筑面积计算的，欧美国家是按套内面积计算的，按人均居住面积我们起码有20%左右的差距。
现在含证面积大概36平方米左右，北京、上海更低。所以他们完全错误。
尤其错误的就是以为商品房市场已经在中国占主导地位，其实所有住房都算起来，商品房的占比也就30%多，剩下的70%是过去50年分配历史中提供的。大部分又破又旧又小，不能拿这30%去跟它平均呀。
比如说北京，看看现在带箍的房子，什么叫带箍呀？就是1976年大地震的时候做了加固的那种房子，到处都是。北京没有电梯的房子有70%，没有卫生间的房子超过70%。
经济观察报：没有卫生间？
任志强：卫生间是什么概念？就是带洗澡设施的，不是指厕所，我们过去那个小厕所一平方米，大家早晨起来洗脸刷牙要到厨房去，这不叫卫生间，只能叫厕所。
有热水的大概5%左右，虽然有的家庭安了淋浴器，淋浴器毕竟不够安全，也不够舒适。没有热水供应和没有卫生间，叫什么美好生活？
你知道上海的户均是多少吗？只有60多平方米，按人均计算好像面积很大，户均计算只有60平方米，北京也就70平方米，你以为房子很大吗？全中国10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不到15%，还去算人均，这都是瞎胡闹，平均数是用于宏观分析的，不能用于微观。当他们运用这些数的时候，根本没有考虑个性问题。
经济观察报：现有的一些存量可做租赁的项目多吗？
任志强：根本没有存量，按链家的计算，北京大概有20%的房子用于出租，但是要供多少人住呢？供36%的人住，也就是5到7个人一套房子。为什么要打隔断呢？因为房子不够。北京需要多少？有50%的人需要，怎么能提供得了。
经济观察报：私人租赁的问题，有没有可能是投资回报率太低，所以不见得愿意出租？
任志强：你犯错误了，中国没有办法计算投资回报率，是因为人们常常会按市场价计算投资回报率，后来的房子也是用这种办法，可是你恰恰忽略了一个东西，我们有70%的房子是旧房子，房改房或者拆迁房，占的比例相当大，房改房的成本才有多少，大量的房改房用于出租的时候，就把市场整体的租金价格压下来了，房改房大概5万块钱，2万块钱的都有，百分之好几百的回报率，所以租金价格就下来了，要按市场价算，就是小潘说的，百分之三到五，很低，如果扣除利息成本就是百分之一二了，但是要把这些东西都给按住，这个市场租赁价格就上来了。别搞错了，你们老把眼睛盯在商品房的部分，30%多。还有70%左右，至少是60%多是非商品房的部分呢？那才是大头。
经济观察报：这两年有一些房地产企业试图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，把名字改了的都有，有的说自己是城市运营商，城乡美好生活提供者，怎么解读这个现象？
任志强：媒体老用一些新词，他们也用新词，本质没有变化，只要是在生产房子就叫房地产。房地产就是服务业，服务业可以把自己的服务链条加长，很正常。但我不认为这是专业化的发展方向，真正的专业化是汽车的组装厂，会把零件的生产都分配给其他人，我就干组装就够了，核心技术是我的部分，但是零件可以分散。
开发商做开发的时候受到了很多限制，就要把自己的产业链加长，因为具备一些优势，比如物业管理，我的楼盘我管理，我就拥有了这么多客户资源，就可以把对客户的服务和资源扩大，把保险加进去，把蔬菜供应加进去，把其他的服务加进去，但是主业是什么呢？还是房地产开发，失去了房地产开发，所有的其他东西都废了。
香港物业管理不是由专门的物业管理公司负责的，是聘请一个物业管理经理人，其他的是社会化服务，不需要一个物业公司把所有人都养着。
我也不认为这是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。拥有资源大的人可以，几百万的用户，生产几百万套房子，把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以进行调配、组合，可以搞网络化的经营，比如有钢琴老师住在这，有化学老师住在这，可以组织各种的学习，一系列的变化都会出现的，但这不是主业，主业仍然是要买地，要盖房子，要卖房子，要管房子，不然客户资源哪去了？给别人了。
经济观察报：从收入结构和投资结构看，房地产还会是他的主业。
任志强：美国几百年的时间，为什么还说是股市楼市呀？这两个是最集中的体现。
开发商现在一年的住宅竣工面积就10亿平方米左右，按照全国现在的住宅面积，大概240亿平方米，5%的折旧很正常吧，5%就是10亿平方米。如果我们要满足70%的城市化率，至少有440亿平方米左右的建筑面积才能够住，如果按5%的话，就是20多亿平方米了，比现在一年房地产生产量还要大。
不要以为盖完房了就完了，北京这么多破楼怎么办呢？很多要拆除重来的。70年的生命周期，很多也快到了，不拆吗？拆了重建，谁弄呀？不让开发商弄，政府弄，不可能的事。房地产开发建设从世界发展趋势来说，与城市化的扩张同步。
经济观察报：这个过程中有一些什么关键节点的人和事是非常值得纪念的？
任志强：被大家淡忘的是杨慎，80年代建设部的副部长。杨慎当了中国房协四届的会长，他应该说是立过功的，但是他那个时候是完全计划经济的一个起步过程，所以大家会把他遗忘，他没有在后续的过程中再发挥更多的作用。1982年的宪法修改，土地归公，归城市，应该是属于邓小平的功劳。1990年的土地挂牌制度应该是李鹏，1997年的房改应该是朱镕基，这都是重要发展阶段，而此后应该是国土部的831大限，2002年6月份实行土地招拍挂。1997年的时候银行给予个人住房贷款也是一个重大的改革，也和中国的发展紧密联系，而后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房地产的基金、REITs，但是没有实行，到现在才开始做正式的实行，这中间耽误了10年的时间。
